创业故事:李嘉诚与年广九两个草根的不同命运(3)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的《曲江》这样写道。对于大部分的老人来说，七十多岁是个颐养天年的年纪。而1937年出生的年广九却还像当年那样，在芜湖自家的瓜子专卖店里忙碌着每天的生意。

他白手起家，在国人还在谈论万元户的时代就已赚取百万利润。他经历坎坷，三进牢房，又三度离婚，更因邓公三次提及这个安徽“傻子”而化险为夷，接着名声大振。他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一个具有象征性“符号”的人物。他的经历反映出了我国个体和民营经济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傻子瓜子”也被看成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消息树和风向标。

虽然如今的年广九失去了往昔的那种辉煌。但不管怎样，他和他的“傻子瓜子”都已经在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页。而“傻子瓜子”发展的历程，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当代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样本。

从水果小贩到瓜子大王

1937年1月，年广九出生在安徽省怀远县年家村的一户满族人家。5岁的时候，年广九随父亲逃荒到了黄山脚下，靠讨饭为生。后来父子俩辗转到了芜湖，为了生计，开始了沿街叫卖的生活，从那时起，年广九第一次做起了生意，贩鱼、卖水果，也让他积累了最初的经商经验。那时经济困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活动逐渐增多。1963年和1966年，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年广九也因此两次入狱。

从监狱走出来的年广九并没有放弃做生意的念头。1972年以后他就开始专门卖起了瓜子。为了做好瓜子生意，他请教过好几个师父，仔细研究了瓜子的炒法。靠着这份勤奋，他炒出来瓜子风味独特，很受大家欢迎，生意也就越来越好。

他在卖瓜子的时候，人家买它一包，他就再给人家抓一把，人家不要，他就硬往人家身上塞。好多人看到后，就说这不是傻子才干的事吗。于是就有了“小傻子”的名头，后来，他就索性拿“傻子瓜子”当了招牌。到1976年，年广九已经赚取了一百多万元。因为那时候最大的钞票就是5块、10块，所以他家的钱都是用麻袋装着的。

而最能体现年广九精明生意头脑的就是1978年，他在瓜子供不应求的时候却大幅度降价。这个只会写自己名字外加同意俩字的商贩，却懂得在实践中学习总结市场的规律。他的儿子很不理解，年广九讲，这叫薄利多销，自己已经算过账了，多卖出去的瓜子肯定能补上降价损失的利润。果然，年广九将自己的瓜子从两块四毛钱一斤降到了一块七毛六。硬是从国营企业口中得到了更多的市场份额。引发了傻子瓜子的销售狂潮。不但多赚取了利润，更是打响了自己名头。

中国最初的民营企业家们。也都是靠着这种自身机制的灵活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在当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被时代选择的“傻子”

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私营经济的雇工数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显然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是限制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棒子打死。而且上面也需要一个典型，以传达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

70年代末，脑子灵光，敢想敢干的年广九，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等到别人帮他一数，居然有了12个。放到现在，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傻子”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

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于是年广九是剥削资本家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傻子”出的这个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几年。这时，年广九的瓜子场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而关于雇工人数的争论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公短短的几十个字，改变了年广九一生的命运。同时，通过年广九这个“个例”，还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顺利解决。而年广九的名字也成为了个体经营者的符号。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着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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