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时代选择的“傻子”

　　年广九的长子年金宝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之所以出名，是靠媒体炒作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面临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私营经济的雇工数量到底要不要限制。如果不限制，显然是违反相关规定的。但是限制了，刚刚发展起来的私营经济很可能就会被一棒子打死。而且上面也需要一个典型，以传达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

　　70年代末，脑子灵光，敢想敢干的年广九，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等到别人帮他一数，居然有了12个。放到现在，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那个年代，可以说“傻子”给政府出了个大难题。

　　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于是年广九是剥削资本家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傻子”出的这个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了几年。这时，年广九的瓜子场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而关于雇工人数的争论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明确表态：“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邓公短短的几十个字，改变了年广九一生的命运。同时，通过年广九这个“个例”，还将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雇工问题顺利解决。而年广九的名字也成为了个体经营者的符号。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着跌宕起伏。

改革的符号

　　也许是受了小平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也许是年广九的心里还不够踏实，这时的年广九为自己找了一顶“红帽子” 。他决定申请搞联营， 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3家开始挂牌联营。

　　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有奖销售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九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虽然年广九的这次举动因为政策的原因而失败，但他在经营策略上的大胆，还是体现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拘一格的经营方式。

　　但是，尤其是像年广九这样，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一旦自己的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产品的质量就很难保证。

　　由于年广九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瓜子生产，所以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了，瓜子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这也是很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最终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

　　经历了有奖销售的教训后，他决定将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九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九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期3年执行。 1992年，改革开放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90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再次动用年广九这一“符号”，又一次救了年广九。

　　家族企业的困局

　　1997年，一直和二个儿子分开经营的年广九认识到，如果全家不能齐心协力，傻子瓜子将很难取得一步的发展。于是，在这一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一家人终于“拧成了一股绳”。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九因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联合集团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九就借机发难，砸了牌子关了门，并扬言要向两个儿子索赔“商标侵权”造成的损失数千万元。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一方面是年广九自身性格的因素，还有就是他家庭的极端不稳定。四次结婚的经历，让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已不再那么紧密，而“傻子”品牌的所有权更是让这个大家庭一次次陷入迷局。

　　在经历与第二任妻子的商标争夺战之后，或许是因为年纪，或许是因为亲情，年广九终于决定将“傻子瓜子”的一切权利通过公正的方式卖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卖出商标后，年广久前往郑州开厂。但是年广久希望借卖出商标，让这个家庭再次走到一起的想法并未实现。两个儿子依然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傻子瓜子，偶尔还会搞搞价格战。

　　直到2005年11月，43岁的年金宝意外身亡，再次导致了家产之战。虽然最后年广九与发妻、儿媳取得了大儿子的财产继承权，但连年升级的家庭纷争和作坊式的经营方式让那个曾经在80年代初，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都家喻户晓的傻子瓜子再也难现辉煌。

　　中国榕树式的家族继承模式决定了其今后必然的命运。受自己知识局限的年广九不但没有解决好继承的问题，反而让这个问题更加的混乱。

　　2007年，年广九决定再次出山，并豪言20亿的销售目标，但对于没有现代公司意识。缺乏企业管理经验的他来说，经过了岁月的变迁和市场的洗礼后，傻子瓜子能否再次走向辉煌，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芜湖市市委书记金庭柏对年广九的评价是，精明的个体户，蹩脚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