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在谁手里？(2)_中国青年创业学院

中国经济20年来以平均9.8％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财富总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今天人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跻身于世界前八名，再有20年将超过日本甚至美国。但接下来要问个问题：这些财富是否能比较均衡地分配到了每个国民头上？改革20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不同的人中间，提高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譬如在某些发达的农村，一些农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两层小楼，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有些地区，许多农民仍然住在几十年了的老旧房子里，生活条件和环境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在城市也是如此，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早已住进了花园洋房，坐上高级豪华进口轿车，但很多人仍然拥挤在空间狭小的街道平房里，过着与60年代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刚刚减少了4000万，城市里又冒出了1000万城市贫困人口。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能否润泽全体人民？这已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关心的话题。

「2000北京经济论坛」，会上，北京市研究室的人士发言说，北京市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而北京市目前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贫富差距是怎样拉开的

可以这么说，当前中国贫富差别拉开差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事非公经济的经营者，赚了都是自己的，因此，收入迅速膨胀起来。举几个例子，联想公司和四通公司的经营者，今年年初在香港市场的一次股票抛售，8位公司董事人员便净收入1.4亿港元，每个人平均一两千万元。这让那些工薪阶层干上八辈子也挣不出这么多钱。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目前也在改制，一旦大规模的进行，也会迅速崛起一批成千上万的大富翁。最近江苏春兰集团已经开始动作了，此集团拿出15亿元的股本（折合总资产的25％）向员工出售，按等级、资格划分股份，最高者可拿到5000万股。如果转制成功，集团老总陶建幸便可能成为国有企业的知名人物，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干国企为什么不能致富？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21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第二种贫富差别出在腐败上，成克杰任自治区领导几年的时间内，便敛财4000万元，其他的一大批没有被挖出的贪官污吏聚敛的钱财也决不在成克杰之下。腐败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远远大于个体私营企业主造成的贫富差别。不管怎么说，民营私营企业主还是靠智慧和劳动挣来的钱，君子取财有道，这种致富造成的社会贫富差别，群众从心里还能容忍。但贪官的暴富却是天地不容人间共愤的。改革20年来，通过腐败流向私人腰包的钱远比干民营企业挣的钱多，甚至比厦门远华集团的走私利润还要高得多。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社会学所做的社会问卷调查中，「腐败」成了当前人们公认的社会最严重的问题，由上年的第三位跃升到第一位。需要指出并不是没有贫富差距就是好。像改革前的那种平均主义也不行。水没有落差不会流动，人没有贫富便没有干活的动力，社会便难以发展。所以，拉开差距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么这种差距拉开何为合理，何为不合理？只要靠劳动正当得来的财富都是合理的，这种差距即使扩大到李嘉诚的地步，也没什么可指责的。但要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行贿获得钱财，则得而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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