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的故事脍炙人口，具体情节就不必多说了，但有一点似乎仍然值得今天思考，即如何评价项羽放走刘邦的得失？在鸿门宴上，项羽要杀掉刘邦，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项羽始终未能下定这个决心，而且对范增的提醒不予理睬，最终放了刘邦一条生路。两千年来，人们几乎都认为，项羽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害了自己，而很少考虑放弃“不忍人之心”对于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

　　人们说到项羽，往往不屑一顾，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失败者”。即便赞扬他，也往往只是看到他“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太史公语）。包括历代赞美项羽的诗文，都是突出他的英雄气概，如李清照“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的绝句，几乎没有人赞颂他的一念之仁。相反，后人往往感到惋惜，在灭秦之初，刘邦已经成了可任项羽宰割的刀下鱼肉，大好时机，就被项羽这样白白放过了。正是项羽的一念之仁，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于是，鸿门宴的故事等于在逻辑上警告后人：千万不要学项羽的仁慈，“不可沽名学霸王”。

　　这种对鸿门宴的解读和认知会在道德观念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人们指斥项羽时，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内心那种“异于禽兽者几希”的恻隐之心，处世准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计算。人类就是这样回归丛林状态的。于是，从放弃仁慈出发，守信也就成为累赘。刘邦那种不讲信义的“斗智不斗力”，在刀兵相见的战场上明显占据优势。君不见，相约以鸿沟为楚汉疆界的谈判明明达成了协议，但刘邦即刻出尔反尔，守信回撤的项羽吃了大亏。

　　当人类不再仁慈、不再守信时，多数人并不是心安理得的。为了给自己找出良心解脱的理由，不少人就刻意把仁义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妇人之仁”，在更为高尚的理由之下完全可以抛弃。这样，批评起项羽就理直气壮—项羽的那种仁义不过是“妇人之仁”，我们追求的是“大仁大义”。刘邦和韩信，正是抓住了项羽“妇人之仁”的弱点击败了他。因此，刘邦和韩信就成为人们的榜样，但很少有人想过：如果连“小仁小义”都做不到，仁义的根基何在？

　　当范增狠狠地摔了玉斗，并对项羽恶语相向时，项羽全当没听见。然而，当刘邦回去“立诛曹无伤”时，似乎没有人感到有什么不对。诚然，清除内奸谁也不能说是错误，但太史公这句话，恐怕另有深意。从《项羽本纪》我们不难看出，太史公对项羽也有诸多批评，但所有批评都是指向暴虐和不义，而丝毫不责其仁慈。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眼里，项羽之败，败在崇尚暴力上，而不是败在妇人之仁上。按道理，司马迁思想上倾向于道家，道家是最有理由从自然角度放弃仁慈观念的，而《项羽本纪》没有这样做。这种春秋笔法，值得我们重视。

　　经营企业，没有人公开声称自己不讲仁义唯利是图，但是，在义利冲突时，经营者就会权衡，道义和仁慈究竟需要坚持到什么程度？一旦为了利益需要而不得不牺牲道义、放弃仁慈时，很多人不会学项羽，而是学刘邦。这样的企业，很容易丧失底线。因为“大仁大义”是由“小仁小义”积累起来的，没有大量的“妇人之仁”做基础，抽象的仁慈就会悬在空中。具体到顾客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道义上必须重视“每一个”具体的利益。只要以为了整体利益的名义去坑害一个顾客，那么，道德沦丧的链式反应就已经被启动，除非有强大的道德惯性阻拦这种链式反应，这样的企业最终总会走向崩盘。而失去了“妇人之仁”支持的“大仁大义”，无论如何标榜道德口号，都会是一种虚伪。真正有生命力的企业，必须防范这种虚伪。应该理直气壮地宣称，没有妇人之仁就没有大仁大义。

　　当我们嘲笑春秋那位不肯乘人不备发动攻击的宋襄公时，真正的君子就不再存在；当我们批评项羽的妇人之仁时，人心的异化就成为常态。所以，宋襄公以后，得志的是小人；鸿门宴以后，得志的是流氓。这就更需要真正的企业家坚守“不忍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