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没有投入运行的时候，铁路已经开始提速，当时流行的说法叫“中国速度”。我至今对那种速度的提升记忆犹新。如果坐火车从南京到上海，最快需要2小时50分钟，比今天的高铁足足慢了一个多小时，但已经让人心满意足了——要知道，我在沪宁线上坐过全程8个小时的慢车。

快和慢是相对的。沪宁线提速之后，我再没有坐过8小时的慢车。3个小时的特快已经够快了，何况票价47元，比高铁车票低了99块钱。我们当然可以跑得更快，但考虑到票价上升的幅度，节省下来的时间显得过于昂贵。在经济学上，这叫边际效用递减；政治学上也许应该叫“中国模式”。

“中国速度”升级成“中国模式”，“快”是关键。用一个常见的说法，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路。以前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如同慢车上的乘客换上了特快，速度让人对世界产生了新的体验，让物质改善变得可以感受。然而，加速的过程如果没完没了，我们就乘上了一架永远处于腾空状态的飞机，惯性把我们压在座椅上，失重的感觉挥之不去：时速100公里，时速300公里，时速350公里……如果不想变成地球的一颗卫星，一直加速下去，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

如果快就是快乐，压缩饼干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没人爱吃压缩饼干，可除了速度，很少有别的方式能展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快”总是官员和媒体总结城市超常规扩张建设经验时提得最多的东西。

中国已经有不少城市可以进入世界上最大、最新和最豪华的城市名单，当然有资格把自己的历史说成一块压缩饼干，但这块压缩饼干里的生活是否快乐，或有没有像看上去那么快乐，则是另一码事。“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路”，这种说法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速度就是一切，速度乃快乐之本。其实快不是快乐之本，反而常是悲剧的起因。

今年夏天高温酷热，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会7月初发了通知，规定高温天气下户外作业施工工地须限时停工。7月31日到8月1日，济南果然大热，中暑患者众多，多人送到医院后死亡。据《东方早报》统计，死亡至少21人，多数是建筑、环卫等行业户外作业的工人。

既然有通知，为什么还会有建筑工人大面积中暑和非正常死亡？因为“快”如此重要，无法阻挡和干预，所以通知并没有强制性。“施工单位如果问，‘假如我耽搁了工期，谁来负责？’”，济南市城建委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无法回答。”

这位工作人员很善于设问，也很善于回答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反过来设问，“如果热死了工人，谁来负责？”记者探寻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随同120急救车来医院的陪护人都不愿意透露自己和病人的工作单位和地址；死者“所在单位”一栏均写着“无”，最多只是在职业一栏中写上了“工人”或是“农民工”字样；试图联系采访工友或是亲属，但均遭到拒绝；最后，他联系到了“山东省和济南市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得到确切答案”。

城建委其实是个很有实权的部门——尤其是拆迁的时候，但城建委很难让自己的通知真的生效，要求工地停工——即使这可能会热死人。济南城建委主任田庄年初总结工作的时候说，“去年一年是济南市历史上拆迁力度最大的一年，共拆掉了669万平米的建筑。近700万平米是什么概念？接近一个小城市。”建设的速度必须和拆迁的速度媲美，因为济南市要建成“120平方公里的东部新城，120平方公里北部小清河沿线特色城区，以及210平方公里的东部现代化新城区。”城市对“快”的追求毫不含糊，也毫不遮掩。所以，对“热死人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快”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在压缩饼干一样的历史里，人的生死变得无关紧要。在速度的作用下，我们学会了遗忘——遗忘的速度和“大拆大建”一样快。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不是第一次看到济南市建委主任田庄的名字。3年前，原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炸死情妇一案的起诉书里，曾有这样一段文字：“2001年和2004年八九月间，段义和为原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田庄晋升济南市建委主任提供帮助，两次收受田的财物折合人民币4.6万余元”。谁还记得这些呢？在欣欣向荣的城市里，官员的污点就像热死的工人，迟早会被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