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城乡关系和格局而言，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而这恰是社会转型期沟通二元结构两极不可缺少的桥梁和过渡。因此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就业环境，引导他们有序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

　　他同时强调，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的创造精神。

　　在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问题同时，韩长赋还谈到随着这个群体出现新的分化，很多全新的课题随之产生。

　　他指出，第一代是改革开放后“洗脚上田”的“泥腿子”，这一代农民工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往往就是在一些乡镇企业、在非农忙时工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随着沿海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出口大量增加，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工人，那时出现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现象，大多长年打工，而且很多进城，他们构成了二代农民工的主体。

　　如今，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出生的，在开放时代成长，拥有更高的文化素质，大多数从未种过地，比父辈有更多打工赚钱的冲动，更少对土地的依恋。他们中很多人追求在城市工商业就业，而非像长辈那样从事工业生产线劳动；不想再像前两代那样在城里挣钱后返回农村，而是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对这个新兴群体的态度，韩长赋立场鲜明：必须承认他们，接纳他们。他指出，现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不可能拒他们于城外。

　　“当然，引导农民工进城的工作需要通盘规划，循序渐进，不能一哄而上。如此庞大的新兴群体，一下子都进城，城市也吃不消，也很难全都实现就业。对此，一方面，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能力培训，使他们适应城市生活，引导、教育他们成为合格市民，同时要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享受同等待遇。”

　　但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产生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的计划经济，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必须打破城乡分治，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