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当下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80后、90后农民工已约占农民工总数的六七成。这群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生代民工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增加一点工资很难打动其心，工作环境差了便选择走人，没有发展空间即刻换工。广州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80%至90%的老一代农民工将打工收入寄回家里，而65%至70%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

　　新生代农民工也不再愿意回到乡村，而是更希望融入城市，不过现实是，跟父兄辈一样，他们仍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不能得到同等待遇。

　　有学者指出，“民工荒”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尚不足以解决当下“民工荒”的难题，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能否得到市民待遇，直接决定着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换言之，今后的劳动力流向，将很大程度上不再取决于临时性的涨一点工资，而要看哪座城市为外来工提供怎样的接纳条件。也正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个提法和高度前所未有。

　　供求变局

　　“刘易斯拐点”显现

　　“待遇不好，干得不快乐，就跳槽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90后陈培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基本每个月都在换工作，“反正工作机会多得是，去年上半年是人求工作，现在是工作求人啦”！

　　小陈眼中的工作易找，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则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变局所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已经改变，劳动力由过剩正转为相对短缺，劳动力供给已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一段时期内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在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福利，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个拐点，那么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的经济模式就不得不有所转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2010年开始趋于下降，到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而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无限供给是中国的典型特征，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而随着劳动力这种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不得不谋求转向。

　　从这个角度说，“用工荒”正在倒逼企业，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向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内地转移，一部分企业则因无法承受用工成本提升而关门，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寻求产业升级，向资金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高端挺进。在东莞，金融危机洗礼后这样的轨迹已经出现，一家专门从事为传统加工制造企业进行自动化升级的高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主动上门寻求技术支持，要求转型升级的企业同比增加两倍。 经济变局(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