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每次登录惠普的官网时,有两件事让我吃惊:网站上根本找不到惠普公司的组织结构,也找不到销售部、客服部的电话和其他信息;第二,我看不到太多关于公司总体形象或品牌的宣传。也就是说,只有独立性的产品和经营活动,而没有公司的整体宣传。换言之,如果没有《惠普之道》,大家真会忘记惠普的存在。 新的重组方案似乎更是雪上加霜。改组后,公司不再只设一个CEO,而是5个CEO,分管激光打印、喷墨打印、个人电脑和标准服务器。 我觉得这个改变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做出的错误决定。在惠普需要凝聚力的时候,这个决定让惠普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那迪克·哈克伯恩会有什么观点呢?见面后,我惊讶于他的性格——内向,同时他也没想问我什么。于是,我问他:“你觉得最近的惠普改组怎么样?” 他似乎对此并未关注:“这只是路·普莱特想这么做。” 我追问:“为什么董事会同意在更换CEO前进行重大改组呢?” “唉,新任CEO不是还能改回来吗?” “但你不会觉得这对全公司上下都很折腾吗?” 迪克显然有些难为情了。他说:“唉,跟你说实话吧。路·普莱特总是要打来打去,董事们都烦了。他做这件事也不和我们商量,干脆随他去吧,我们想改时再改过来。” 我对这个答案大为吃惊。 “迪克,我觉得这个举动实在不妥。我相信惠普需要制定一个整体性的战略和结构,让公司凝聚在一起,经营也会更容易。如果各业务之间没有协同经营,那么惠普还不如进一步拆分。如果你觉得这次重组是正确的,那么我不适合担任这个CEO。” 迪克一下子来了劲头:“你说的完全正确,卡莉,我们需要整合。”他面露忧虑,甚至因为对惠普失望而变得生气的表情。 接下来,我们达成了共识:第一,将目光投向公司外的客户和竞争者;第二,公司上下都要有紧迫意识;第三,协同经营。 这是我和惠普文化的第一次碰撞,后来我发现惠普人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尽管人们认为重组是错误的,但都不和他正面交锋和阻止;人们客气而不真诚,不愿意说出真实想法…… 选拔工作进展缓慢,但他们对我越来越感兴趣。 第二次,与萨姆见面时,我们谈的是不好谈的薪酬。如果我要是6月上任的话,会损失朗讯的期权,虽然惠普基于此给了我一大笔补偿,但还是会损失8500万美元。 接下来,我还进行了心理测试。 惠普最终选择了我 1999年6月底与迪克·哈克伯恩(元老高层)的第二次谈话。我问了很多关于董事会,特别是太子*的问题。(我希望迪克来担任董事会主席,迪克也感到意和荣幸,因为我需要得到这样一个经验丰富人士的指点。) 迪克说,董事会将选择更加有能力的人,而非出身。萨姆·金尼将代表董事会推动这个专业化进程。其中,沃尔特·休利特决定加入安捷伦公司(从惠普分离去的测量仪器事业部),苏珊·帕卡德·奥尔表示在公司分家后将尽快离去,尽管她很受欢迎;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将辞职;比尔·休利特的女婿和萨姆·金尼达成了协定,在公布新CEO后离职。(我到任后,才知道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让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后来,当路·普莱特得知自己的死敌迪克将成董事会主席,自己也将于年内离职,不禁火冒三丈。我对这个方案也是一无所知,而当时我已接受了担任CEO一职。我告诉萨姆,这会引起新麻烦。他们两人互不相容,会让每个人的日子很难过,尤其是夹在中间的我。 在整个选聘过程中有一件事很明显,那就是董事会里的家族成员很少露面,而且家族的权力之争在公司的运作中不起重要作用。实际上,在整个漫长的选聘过程中,我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和惠普的人不够熟,不便主动要求和他们见面,他们似乎也觉得没有必要和我见面。 1999年7月的一天,在漫长的6个月的选聘之后,我终于和所有董事会成员见面了。我们共进了晚餐。他们都非常有善,同时另我意外的是没有对我提出更多的问题。 “我希望可以给惠普注入新的能量和速度,并且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在继承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这番话让董事们都很满意。 本案例摘编自卡莉·菲奥莉娜自传——《勇敢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