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任CEO沃德,来自联想曾经的榜样IBM电脑,联想学会了如何维系外国员工、稳定外国客户,进而保持盈利。第二任CEO阿梅里奥,来自联想竞争对手戴尔,联想学会了削减成本、协同增效,以及戴尔引以为傲的直销模式。 可是,“师夷之长”的代价,是忍耐与妥协。 此时的联想集团内部,有三种文化力量在激烈地交织、冲突。一是求实进取、讲求执行到位的老联想员工;二是经验丰富、业务技能专业的原IBM员工;三是看重实效、为达目标不惜代价的戴尔系员工。 柳传志对阿梅里奥的形容是“性烈如火”。他做决策时,只与一两个人沟通,绝不容其他人的置疑。当时,在联想集团全球最高管理架构的18人中,足有10人都是由阿梅里奥引进的空降兵。 2006年8月,联想集团召开全球董事会。现场情况出乎所有人意料,阿梅里奥竟然提出,撤掉负责全球供应链的高级副总裁刘军,由原戴尔副总裁史密斯接任。 那一刻,董事们的脸上都仿佛写着两个字——震惊。 谁不知道,刘军被称为“联想个人电脑供应链模式的设计者”,算得上是柳传志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爱将,而史密斯则是阿梅里奥在戴尔时的老部下。 若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阿梅里奥的这一提议很容易被人解读出一些政治意味。 一个当时在场的董事透露,闪过一丝惊讶后,柳的脸色沉了下来,随即他表态说,刘军如何战功卓著,希望大家再考虑考虑。他的话气中没有强硬,只是一种留有妥协余地的商量。 柳传志尽管内心非常不爽,但他深知两点:其一,外国高管更容易打通全球化的供应链;其二,当时业绩向好,阿梅里奥还无可挑剔并深得国际董事们的信任,自己也无权干涉执行层面。 最终,阿梅里奥表示对柳的尊重,同时坚持执行自己的提议,而柳传志选择了沉默,会议在尴尬、沉重的气氛中结束。 不过,柳的妥协很值得玩味。刘军并没有彻底离职,而是带薪停职一年,赴美参加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期间费用全部由公司承担。谁都知道这是为东山再起做准备。 “办公司就是办人”,对于柳传志的这句管理名言,外界喜欢用柳与倪光南、孙宏斌的往事来解读。但其实,除开这些枝枝蔓蔓,撑起柳传志成功的真正主干,是保存实力、收拢人心。 有时候,企业家柳传志,更像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失败底线在哪里 2009年初,联想集团董事会现场激流暗涌。柳传志神情严峻,紧闭的嘴角显现出两道斜线,透出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这让在座的董事们纷纷暗忖:老帅果真要动刀了? 董事们的判断完全正确。此时此刻,已经妥协到悬崖边上的柳传志,决定往前迈步了。他急如火烧的内心,只有一个声音:用杨元庆换掉阿梅里奥! 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些外籍董事认为:阿梅里奥任期未满,且尚无重大过失。业绩亏损仅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与阿梅里奥无关。 会上,外籍董事们千方百计地为阿梅里奥找理由:“杨元庆有这个能力吗?”“阿梅里奥引进的高管跟着一起走了怎么办?”“国际舆论误认为是中国人重新掌权怎么办?”(当时西方对中国西藏的态度,令中国非常愤慨) 一连串的理由令柳的脸色越来越沉重,外籍董事们见状,渐渐自觉地把“找理由”的声音压了下去。其实,按照西方现代企业制度,阿梅里奥所有的做法都合乎规范,但却不合乎“强调主人翁精神”的联想。 柳传志正色说,这个动议仅仅是出于公司利益,而不是他与杨元庆的个人关系。“杨元庆的长处就是做CEO领兵打仗,制定战略绝对没有问题,目的性非常强,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进攻的时候进攻。” 几经波折,最终董事会达成一个共识:杨元庆做CEO必须有一个前提——柳传志复出担任董事长。柳向《商界》记者回忆说:“只有我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他们才更放心。要解决文化磨合、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等问题,他们认为我站出来最合适。” 一位联想集团的董事说:“柳总往那儿一坐,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中国传奇。”柳宣布复出当天,联想集团股价上涨13%。 然而,在“全球经济还未走出阴霾,2009年全球PC产值和出货量双双下降”的大背景下,人们还是对柳传志的复出抱以担心与怀疑——倘若一切惨淡收场,柳帅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不说,联想集团恐怕也再难翻身。 可是,人们永远无法了解作为创始人,柳传志对于联想的情怀。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柳立马飞赴香港召开会议。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这是国家的财产,把你们全家的资产、全家性命都拿到公司来。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跳楼!” 老帅出山,说的不是“珍惜名誉、贪稳怕输”的顾忌与犹豫,而是“败不可怕、退才丢脸”的勇气和胆魄。 在世界企业史上,不乏企业领袖临危复出的例子。其中成功的有不少,比如苹果的乔布斯、宏碁的施振荣,还有后来的稻盛和夫;毫无起色的也有很多,比如雅虎的杨致远、星巴克的舒尔茨。 柳传志当然知道这些例子,那么复出那一刻,他心中究竟有几成胜算? 在记者善意的追问下,柳传志向我们坦言,最初他的把握只有50%。 在柳传志的管理三要素中,“建班子”首当其冲。当时,联想集团辞掉了CEO阿梅里奥,重回“董事长柳传志+CEO杨元庆”的二元结构,这导致一些外国高管人心惶惶。在联想集团最高决策层——9人执委会中有4个外国高管,其中有3个都萌生去意,恰恰这正是柳最为担心的问题。 柳传志告诉记者,他当时的最坏打算是:这三个老外纷纷离开,其他合适的人选一时又难以到位,班子根本建不起来,业绩跟着往下掉,董事会进而要求换掉CEO杨元庆,联想集团在亏损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如何稳住这些人心浮动的外国高管?柳传志说他当时的把握也只有50%。(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