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形成过程

　　应该承认，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浙商的历史却并不短暂。在《史记》记载中，中国最早的大商人，也就是后代商人的鼻祖“陶朱公”范蠡(公元前473年)就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名臣。而南宋时期浙中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提出义利并举的思想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世纪，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上海口岸的开放更是为浙江商人提供了历史舞台。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对上海近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宁波帮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留下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给予宁波帮“无宁不成市”的评价。现代宁波帮更是涌现了船王包玉刚和香港董建华之父董浩云等代表。

　　浙江商帮中又以宁波帮最为著名。兴盛于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他们不怕苦、敢冒险、敢为天下先、求实而乐于探索，他们以其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书写了中国商业史上的百年辉煌，至今仍活跃在海内外而名闻遐迩。

　　除了宁波帮以外，浙江许多地方都有着悠久的民间经商的历史。在义乌，拨浪鼓文化在清乾隆时就已经兴盛。而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种经商精神。改革开放土壤中孕育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搏击的浙江企业家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在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浙商所固有的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精神。

　　浙商文化溯源

　　浙商文化是人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是由浙商所创造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浙商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浙商文化是在浙江区位特色中形成、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产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

　　浙商文化源远流长，往前可以追溯到古越文化。越人范蠡“三致千金”的经历使他被很多人尊奉为经商鼻祖。浙商在实际商业活动中很好地遵从了范蠡的经商之道，主要有六条：一是准确、及时地把握“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能做到选对地址、待时而动、任人唯贤；二是准确进行市场预测，时机一到即能果断采取措施，避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三是善于处理和平衡各种关系；四是确保货物的质量和时令性；五是保持货币的流动不息；六是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应该说，范蠡是浙商的典范。

　　浙商以独特的创业实践创造了独有的浙商文化。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浙商以其一贯的敏感和迅捷，用新兴文化中蕴含的崭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想像力，对浙商文化进行着新的演绎。“浙商”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是上升为一个文化现象。原先的企业家，见面谈得最多的是“缺钱”，后来呼唤的是“缺人”，到现在苦恼的则是“缺文化”。说到底，浙商开始意识到，企业发展的最高境界，最后比拼的就是文化竞争力。

　　浙江商人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对浙江的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提升。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讲求速度，常常是有果即入，觉得一个差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二是善于创新，常常是无中生有。而这恰恰是在浙江几乎零资源的前提下对经济文化的创造性提炼；三是善于独创“创富模式”，最典型的是遍及各地的块状经济产业生态链，这正是对浙江人人文性格内涵进行整合的天才创造。当代浙商文化与浙江文化已经互相融合、共同促进，而且是无法简单克隆的。这是因为浙江经济背后有着许多浙江独有的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浙江商人有自强、坚韧、务实、开拓等草根精神，但更是诞生了诸如“冯根生与正大青春宝国药传统坚守”、“鲁冠球与万向国际化思维”、“马云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理念”、“宋卫平与绿城房产文化细节和气质”这些文化力和商业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