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中国为抗击危机进行的四万亿元政府投资，似乎加剧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为43.7%。国有企业在金融、通讯、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所占比重更大。很多国有企业享有行政垄断的特权，牢牢地占领了国内市场。
 
“国进民退”会加剧行政垄断状况，受损最大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举个例子，目前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前十名当中四家来自中国。但中国消费者享受的却远非最优质的服务。在中国，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银行。即便是去办理非常简单的事情，通常也要排队半小时以上，而且享受不到亲切的服务，银行还频频提高各种手续费用。韩国的银行没有中国那么大，有时也要排一会儿队，但柜员对顾客的服务通常要热情得多。为了争夺顾客，韩国的银行常常会降低手续费用。
 
“国有体制”不利于培养出有效率的企业，一个关键原因是政府不会让它们破产。比如，中国的银行出现巨额不良贷款时，政府出手加以解决；航空公司在“套期保值”合约上出现巨额亏损时，也是政府出资加以解决。这样就导致国有企业对风险的敏感度降低，扩大投资的冲动更强烈。国有企业员工的危机感小，也容易导致他们缺乏追求创新、提高效率的动力。
 
而民营企业的危机意识能够帮助它们提高创新力和效率。比如，三星电子的一个成功秘诀是“危机经营”。虽然它是韩国最赚钱的企业，但管理层不断地告诫员工们要警惕危机，为十年后的发展储备动力。
 
我认为，至今在中国，政府的力量仍远远大于市场的力量。每当市场的力量变大时，政府就会压制它。一旦因为压的太紧导致市场萎缩，政府又会开始给它松绑。正是这样的反复 “折腾”，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韩国培养出三星电子、浦项钢铁和现代汽车这样的优秀企业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中国，民营企业要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政府“摆正位置”。政府的最大职责是帮助维护有效的市场和竞争机制，给民企提供良好的土壤，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企业。

作者金宰贤毕业于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中文系，自2003年起在华工作，曾在北京大学读MBA，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作者电子邮箱：zorba00@gmail.com.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