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铺的小老板

　　看到刷煤气灶不赚钱，小贩张大中并没有停下他“干点事情”的脚步。1982年冬，在自家厨房做出的60台落地灯，成为张大中经商盈利的起点。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张大中的几十台手工落地灯虽然是“三无”产品，还是被居民们抢购一空，甚至还有一个供销社来向他采购了几十台。在甘家口的一个商场里，张大中卖出的8个落地灯共纳了2.4元税，而20多年后，因为将大中电器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国美，他纳税5.6亿元，成为国内一次性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多的纳税人。

　　60台落地灯最后一共赚了160块钱。对于一个月工资30块，还要上交老婆26块的张大中来说，这已经是一笔巨款。

　　这笔钱对他来说最大的意义，不是多了几个月工资，而是从根本上坚定了他能够靠自己双手干一番事业的决心，“从插队的农民，到供销社电工、到供销社售货员，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获得公众的认可，卖出去的落地灯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1982年底，张大中向供销社领导递交了辞职信——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都是一封个性化十足的辞职信——由于这份工作不符合本人理想，我决定辞职，请供销社领导予以批准——供销社的领导和岳父岳母出于好心，都极力劝阻他别丢掉这个“铁饭碗”，但是张大中还是选择了辞职。

　　落地灯的生意做了没多久，张大中发现一个朋友单位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器件，可以用来做音响放大器，他如获至宝，低价买下，用自己的电子知识做成一批音响放大器卖，物资匮乏的市场再次给了“先走半步”的张大中丰厚的回报——放大器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他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2年4月，张大中成立了“张记电器加工铺”，专门生产音响放大器，后来拓展到音箱制造、安装等领域，后来改名为金钟音响厂，一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每年能赚辆奥迪的钱。”

　　音响制造厂做了几年后，张大中发现，在北京，制造业不如商业，“北京是一个消费型的城市，制造业的利润太低，资金周转周期太长，我发现做电器原配件赚钱更容易。”他立即将主要精力放在电子原配件的销售上。

　　1986年，张大中的第一家电器原配件门店在中组部路口的灵镜胡同8号开业了，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是生意非常红火，他手里攒下了四五万的积蓄。他承认，自己跟一般的小老板没什么两样，有钱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去存款，先存一半在银行，剩下的再想着去增值，“我就是按着最朴素的道理在做生意，从来不拿自己去冒险，我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张大中说。

　“违纪”当上大老板

　　张大中从一个小老板向大老板飞跃的标志性事件，应该从他的一次“违纪”算起。

　　事实上，张大中的创业经历和改革开放的每一步紧密相关，他的遭遇集中代表着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命运。1986年的一天，张大中被通知，去北京市工商局“坐一坐”，他心情忐忑地去了——“违纪”了，因为他的“张记电器加工铺”开了两家，那时，任何个体户不允许开分公司，“连锁店”还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特质明显的玩意儿。

　　如此挨过一年。“到1987年，我看到政策允许开分公司了，你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复杂。”张大中深有感触地说。

　　让张大中的事业进一步飞跃的，是1993年开张的玉泉路音响城。电子原配件、音响等电器生意，伴随在当时风靡全国的卡拉OK热财源滚滚而来。但是，张大中再次敏锐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卖音响的店没有一家大到能够把所有的品牌、零配件集中起来销售的，都是十几平米、几十平米的小店。

　　他决定搞一把大的，看中了玉泉路一家几万平米的商场，租了下来，成立了一家大中音响城。

　　但是，这个想法却没有像以前几次那样见效。“玉泉路店起初的想法很好，但是初期的现实很残酷。”后来加入大中电器、跟随张大中多年的大中电器总经理宋红说。刚开始搬过去，由于知名度不高，经营非常惨淡:一天的流水，连给店员开工资、付电费都不够。

　　整整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大中根本睡不着觉，天天都想该怎么办。这是他经商以来经历的最大一次挫折。“当时也想过，赔到一定程度，实在赔不起的时候，就回我城里的小零售店。但是觉得真是丢不起人，没脸看当时跟我一样在城里开小店的小老板们。”张大中现在想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

　　他还是决定坚持。咬牙挺了半年之后，这个大音响城在京城老百姓中间逐渐有了名气，大家都知道玉泉路有个最大的音响城，里面所有音响一应俱全，选择余地大。

　　这个音响城后来不仅经营音响，也开始代卖家电，直至后来以家电为主，张大中真正走进了家电生意的圈子，并且在北京城里各处复制玉泉路店的模式，成为北京市场最大的家电连锁企业。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