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并非不创新，他们更擅长基于模仿的创新，腾讯就将此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腾讯总是把创新能力和申请专利划等号，我认为这是一个要驳斥的概念。”周鸿觉得目前在互联网领域，能否获得专利取决于公司的财力和律师的数目。“并不是申请了专利就等于创新，如果去问马化腾：历数最近三年来哪件事是你先在中国做的？他肯定说不清楚。”

　　近年来几乎海外所有互联网热门应用，都很快能在中国找到孪生兄弟。如Groupon成功后，中国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近千家团购网站。这些勤勉、聪明、大胆、理解市场，善于改造的中国学生，很快在本土市场上击败老师。每一个投资家都会标榜自己支持创新者，可现实鼓励他们支持创新的模仿者。如此交替影响，形成中国互联网的“创新罩门”。

　　在2000年，倒是电信服务商中国移动搞了次“本土化创新”，推出“移动梦网”，包括短信、彩信、手机上网(WAP)等各种信息服务，达上万种之多。这些业务由中国移动联合上千家增值服务提供商(SP)合作提供，双方从信息费中分成。然而，SP业务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过冬的棉袄，也将传统行业野蛮生长的思维引入了互联网。

　　“SP让中国互联网获得重生，当时三大门户都半死不活的，其他人更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吕伯望说，网络公司迫切希望向传统经济靠拢寻找安全感，而在传统经济眼中，互联网已经是“没落贵族”，没有合作价值，横空出世的SP就成为救命稻草。

　　移动梦网的SP服务商达数千家，多数成本低廉，分散作战，对他们来说，手机用户的钱袋是敞开的。对用户来说，SP的服务往往突然闯入，然后如同附骨之蛆，其中的种种骗局难以详述。“模式本身没有错，只是钱来得太容易，也太快了，滋生了很多违法边缘的东西。”吕伯望说。

　　SP时代，传统产业的销售力量进入了互联网，代理制在各种网络产品中生根发芽。代理商不用理解产品，只要有办法把产品卖出去就行，其中不少人连鼠标都没摸过。可以想象，他们与早期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气质天差地别。“从2004年后，中国互联网开始倚重传统，传统企业也意识到互联网是个很好的销售平台。”吕伯望将之称为中国互联网遭遇的第一次“精神污染”。

　　2004年，信息产业部门忍无可忍，出手围剿，新浪、搜狐等多家无线增值服务商都接到过处罚通知书。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年的节点上，移动运营商却意外成为最大受益者：SP的每一笔收入，都是通过移动公司 “账户”划拨的。就在这一年，一则新闻的开头如此写道：“中国移动团结了众多商业合作伙伴，用实践的努力打开了一道数字财富之门。”

　　另一道“财富之门”也同时打开，那就是流氓软件。

　　对此，最好的回忆者正是周鸿。对这段历史，今天的周很淡定。“我老周就做过一件荒唐事，就是3721，而且觉醒了。”

　　3721先是和微软竞争，后来又和百度与CNNIC竞争，对手的实力可想而知，要想生存就不能依靠常规武器。3721插件能在用户打开某些网页时强行安装进电脑，且难以卸载。后来又与许多个人网站合作，推出弹窗广告，有的窗口甚至无法关闭。

　　从2003年之后，许多小公司学习3721的底层技术，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链条包括共享软件制作者、中间代理商及广告中介，还有软件幕后雇主和插件投放者，是个数十亿之巨的产业。

　　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盗版传播变得更加简单，而国内知识产权意识淡漠，一批写程序的公司断掉了生路。恰在此时广告主发现，如果能利用程序将附带广告装到用户电脑上，等于用很低的成本就建立起了无数个广告分销渠道。因此流氓软件在国外也有，可如此猖獗带有“中国特色”，即使没有3721开路也会大行其道。

　　到2006年，互联网观察人士洪波描述流氓软件已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往往下载一个输入法，就被装了几十个软件，半年就要重装一次操作系统。而反病毒公司却不敢跳出来和“流氓”作战，因为“流氓”背后都有大靠山。

　　“许多大公司堂而皇之招募做不正当技术的人来开发自己的流氓软件，或者直接从流氓软件公司手中买流量。”洪波说。瑞星2005年提出“流氓软件”概念，又推出了能杀这些软件的卡卡助手。可据他了解，卡卡助手能够被公关，在推广上也没有力度。“假如某家大公司找到它说你不要管我们，它就可能让步。它不愿意破坏别人的利益，缺乏真正去铲平流氓软件的勇气，仅是做个姿态。”

　　这就给周鸿反戈一击，创建360提供了最佳出场时机，用户很快忘了他曾是所谓的“流氓软件之父”。

　　自2006开始，大公司进入无边界扩张状态，全业务竞争趋势越来越明显，口水战也随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