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资料图)

有些东西看起来永远不会变化，但一旦有了变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之快，快到人们难以想象。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常被称为KK，《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曾担任《全球概览》主编。KK具有多重身份：作家、摄影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时还是亚洲文化、数字文化领域的学者，“数字文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著作有《失控》、《新经济新法则》等。

“从三个音阶中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阶，而是星辰。”

——勃朗宁

控制的消失

三块五毛钱的紫米煎饼离互联网的未来有多远?从人大东门北风凛冽的小卖部，到逸夫楼报告厅，有人啃着煎饼就来了，然后报告厅一个大屏幕上出现这么一行大字：吃个煎饼再讲!演讲人KK(Kevin Kelly，凯文•凯利)还没到，现场三块大屏幕上已经热闹起来，新浪、腾讯、搜狐三家微博在上面滚动播出，“谁吃我的饼干?”“KK大爷不会被堵在中关村了吧?Traffic(交通)+Tragedy(悲剧)就是Trageffic啊”“现场很多人都在玩TEST游戏”“上墙和翻墙哪个容易?”……

KK，《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可能是地球上最有名的互联网观察者和预言家，自从他4天前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一直被媒体、专家、业者追问着关于未来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纸媒的未来?你怎么看待杂志的未来?你怎么看待大企业的未来?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未来?这并不奇怪，20年前，KK开始写一本有关预言的书，那时候柏林墙刚刚倒塌，冷战行将结束，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万维网，他开卷惊人：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他多次观察过蜂群，每次都令他目瞪口呆。即将离巢的蜂群是疯狂的，在蜂巢的入口处明显地躁动不安。蜂巢开始吐出成群的蜜蜂，仿佛不仅要倾空其肠胃，还要倾空其灵魂。那微小的精灵在蜂巢上空形成喧嚣的风暴，渐渐成长为有目的、有生命、不透明的黑色小云朵。蜂群绝非无数只蜜蜂的简单聚合，当成千上万只蜜蜂一起振翅时，一个“超级有机体”从大量聚集的普通昆虫的有机体中“涌现”出来，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

科学家说，涌现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与之对应的则是A引发B，B引发C，或者2+2=4这样的因果关系。在涌现的逻辑，2+2并不等于4(甚至也不可能意外地等于5)，2+2=苹果。如果说前者是工厂的装配流水线，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络，KK发现，宇宙中最有趣的事物大都靠近网络模式一端，熙熙攘攘的社会、错综复杂的经济，以及变幻莫测的思绪，无不如此。在网络模式中，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只要有“涌现”的字眼出现，人类的控制就消失了。

KK写的那本书就叫做《失控》，1994年在美国出版，他提醒人们，我们每将机器向集群推进一步，都是将它们向生命推进了一步，随着线性的、可预知的、具有因果关系属性的机械装置，转向纵横交错、不可预测且具有模糊属性的生命系统，我们需要改变自己对机器的期望。一个可能的简单经验法则是：对于必须绝对控制的工作，仍然采用可靠的老式钟控系统;在需要终极适应性的地方，你所需要的是失控的群体。

围观，你也可以的

KK到了，演讲很快开始。报告厅里WIFI信号很好，不少人都连接着微博，他们把各种各样的观感、意见、疑问，当然还有八卦(譬如，某某老师比想象中漂亮!)“推”送到那三块大屏幕上，KK发言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在一块屏幕上嚷着：有英文好的吗?我们自己翻译吧!发言结束，女翻译竟然忘了KK最后一段说的是什么，她略带尴尬地对台下解释：怎么会觉得有点紧张啊?我都身经百战了!

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讨论，好几位嘉宾显然是微博控，上台和KK对话时，也还在不停地刷着微博，人们刚听完他们发言，就在大屏幕上看到他们自己发出的文字版。一位嘉宾干脆向KK提问：我们在台上还一直用着iPhone和iPad，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很疯狂啊?“其实”，KK刚准备回答，另一位嘉宾干脆起身对着他拍了一张照片，会场一片笑声。10秒钟后，KK的笑脸出现在大屏幕上。这对习惯了你说我听的人来说真是新奇，会场的中心消失了，言者和听者的界限模糊了，你是应该听他们说，还是看大屏幕，又或者直接自己上微博看呢?主持人胡延平也不得不几次挺身而出，阻止讨论往某一个方向流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哲学，不是技术政治，不然，大家一会儿都翻墙出去啦!”

失控，去中心化，群氓的智慧，KK当初的预言在互联网上一一得到了印证。如果说早几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中国网民对此体味还不够深刻的话，那么随着微博走向全民，时间开始了。那些大人物们，带着骄傲来到这里，以为可以像在机场书店的屏幕里，或者像在某个大戏院一样一人说个不停，结果一个个阴沟翻船，“现了原形”。一个斑点大的蜜蜂只有6天记忆，而作为整体的蜂巢所拥有的记忆时间是3个月，你还想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吗?

你也许可以制造热点，发起攻势，但一旦雪球滚动起来，它的方向和潜在的力量就变成了未知数，谁知道有什么会“涌现”出来呢?草民们获得了力量，“第一个买传真机的人，一定是个傻瓜，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传真机呢?”KK说，“使用服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在数字时代，很多小的变化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旦进入某个体系，就能引发巨大的效应。”

围观改变中国，这句话听起来不再像一句妄语了。

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

1969年，KK还是个17岁的嬉皮士，对一切控制都很反感，他不喜欢苏联，认为这样的国家不会持久。他记得曾经对父亲说，苏联迟早会崩溃的，然而他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他对美国同样感到不耐烦，认为这个国家的社保系统也会难以维持，“你每年都把钱交给政府，让政府保管，然后在你老了以后期待这个政府把钱交还给你?这样的事情，切。”他嗤了一声，“嬉皮士们天然觉得控制是适得其反的，这也是我的书名叫《失控》的原因，这是我最基本的哲学。”

他没有去读大学，而是去了亚洲，那时他是一个没钱的自由摄影师，他背着包从日本走到伊朗，经常在东方的庙宇里过夜，每年只花2500美元，带回36000张照片。他读了甘地的自传后有了皈依宗教的想法，却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我知道这有点奇怪，因为甘地是印度教的。也许是因为那本书在对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吧，毕竟我是成长于基督教文化之中。”

他眼见着日本变成了世界强国，台湾也从破败落后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如果说1970年代在亚洲的游历给他带来了什么，那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在去往长城的车上，他问4个年轻人：“你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一个人回答更好，一个人回答不确定，另外两个人则表示虽不确定，但可以做些什么让它更好。“我认为毫无疑问中国会变得更好，”他说，“也许在某个地区、某些时候它会变坏，但我们把所有进步和退步的地方加在一起，它会越来越好。”

1979年，KK回到美国，在完成一次长达5000英里的单车旅行后，他开始关注技术。整个1960-1970年代，技术在西方世界有着糟糕的形象，它被认为是推土机一类的东西，是工业的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源头，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技术变得不那么粗大笨重，“从1980年代初，我开始认为，科技应该具有人性的面孔，嬉皮士好像都不太喜欢大的技术，而喜欢小的技术。”

“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KK写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灰色冰冷的钢铁世界。相反，我们的技术所引导的未来，朝向的正是一种新生物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