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故事：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林立人：谁让我是个温州人他和王均瑶同村，比王均瑶出道更早。四次创业三次惨败，经历大起大落。也曾受过骗遭过抢，身无分文几年不敢回家过年，现事业已有所成但仍创业不戟—采访林立人，是在他的九九加一公司的办公室里。他其貌不扬，甚至有些土气，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位公司老板，他所告诉记者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创业经历，与他过于谦逊的言谈举止也很不相称。但就是这么一位看似恬淡的人物，却经历过商场上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四次创业，三次惨败，至今仍为心中的理想奋斗不息。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林立人生于温州苍南县，和名噪一时、不久前故去的沪上浙商领军人物王均瑶同一个村。记者在另一个场合获悉，当林立人在温州商界已小有名气、崭露峥嵘的时候，王均瑶还藉藉无名。就此，记者向林求证，林立人说，“有什么奇怪，我比他大三岁嘛。”在对王均瑶英年早逝表示婉惜之后，林回忆起一个小花絮：八十年代末，林做的编织袋生意十分红火的时候，王均瑶还曾表示要跟着林干。当然，以林对王的了解，心里也很清楚：聪明强干雄心勃勃的王均瑶是不会给谁打工的，他只能做老板。后来，二人的人生各有际遇，王均瑶以编织袋起家，在1991年以包飞机一举成名之时，林立人却为了三百多万元的货款因三角债的原因无法收回，彻底失败，两手空空来到深圳，从头做起。
　　记者分两次和林立人谈了四个多小时，理清了他二十多年来跌宕起伏的创富历程。尽管林多次表示，自己不算成功，只能算小有所成，但其在创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先于时代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商机的那种独到的商人眼光以及百折不挠、败中求胜的勇气，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下面，是记者对林立人谈话的录音整理。采访手记简介林立人，上世纪60年代生于温州苍南县，高中未毕业即投入时代的商业大潮，先后创办过立业(香港)房地厂开发公司、九九加一实业公司，卖过文化用品、编辑袋，做过租房中介，开发过房地产，也曾涉入过通讯市场，还尝试做过飞机驾驶培训，现在经营九九加一数码像机，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林氏语录

　　失败并不可怕，在我这个年龄做生意的温州人，谁没有受过骗？遭过抢？谁没有身无分文数年不敢回家的经历？谁没有睡过地板，甚至露宿过街头？重要的是不要被失败打倒，只有那些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愈挫愈奋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温州的孩子早经商

　　《温州日报》报道了我的事迹，我相继还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青年，温州市杰出青年代表以及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王均瑶就是在那个时候找过我。

　　我出生在温州的一个渔村，叫大渔村。我对经商最初的记忆来自我的渔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用渔船从福建运过龙眼和砂糖，来温州卖，赚取差价。当时这是违法行为，叫投机倒把，只能偷偷做，为此父亲吃过不少苦头，甚至曾发生过一船货物被人抢光却不敢报案不敢声张的事。而每次运动到来，为了躲避被批斗的厄运，父亲只能远走他乡。我幼年对商业的记忆是：那是一种充满风险充满艰辛却又非常诱人的事。

　　我最早的商业行为可追溯到初中，那时我十四岁，刚刚改革开放。最经常的事，是挑着鱼鲜去集市上卖，有时也去很少鱼鲜的山里卖。另一件常做的事是收集螃蟹壳。当时国家有专门的公司收这种东西，据说可以用来做塑料。我挑着担子，走村穿巷，挨门挨户收集螃蟹壳，然后再一总卖给国家，赚取差价，补贴家用。我的学费基本上都是我赚来的。高中还没毕业，我就选择了经商，对此，我没有后悔，尽管后来我发现，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知识对我越来越重要。

　　**次来深圳是1985年，那年我刚满21岁。我们来深圳卖文化用品，包括文件夹、文件袋等等，但卖的最多的还是一种用塑料做的标语口号牌，那时深圳很多地方贴的像“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标语，都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利润不错，毛利能赚到70%，但由于深圳的需求量并不大，而我们做的是全国市场，所以我没有在深圳住下来。另一个让我无法在深圳住下来的原因是：当时深圳就像个大工地，到处都在开工建设，晴天是尘土飞扬，雨天是泥浆横流，我无法适应这个环境。

　　除了做文化用品之外，我还做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编织袋的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编织这种袋的活计，让他们获得赚钱的机会。温州的“前店后厂”模式，如今已家喻户晓，我就是那前面的“店”，把编织袋卖往全国，我的乡亲就是那后面的“厂”，为我源源不断的供货。《温州日报》报道了我的事迹，我还相继被评为浙江省优秀青年。温州市杰出青年代表以及纳税大户等荣誉称号。王均瑶就是在那个时候找过我。当然，后来他自己也做编织袋，做得很成功。

　　失败随1989年的一宗大单来临。当时，我们在河南签订了1.2亿元的大单，这宗大单是在河南的一家化肥公司帮助下取得的，这家化肥公司其实是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很多化肥厂，由于这家公司的权力，我们才获得它下面众多化肥厂的订单，条件是：每只编织袋给化肥公司5分钱的回扣，而当时每只编织袋才1元钱。我们提供了1000万只编织袋之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由于合同不是同化肥公司签订的，而是和各个生产厂家签的，该公司置身事外，而各个厂家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在经历了种种努力之后，仍有300多万收不回来。最困难的时候，我身无分文，向厂家要求1000元生活费，他们也拒绝给付。“他们欠我那么多，连一千元也不愿给。”和我一起讨债的一位大姐痛哭失声。

　　1990年是等待和绝望的一年，但我没有等来早该到来的货款，而为我辛辛苦苦编织出编织袋的乡亲们的工钱不能不付。在处理完债务之后，最终，我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只好离开家乡，远走深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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