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2)

　　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我只能做老板，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打工没人要，只好做老板。

　　1991年，摩托车将我拉到巴丁街2号时，我记得正是夏天，巴丁街2号是我一位朋友的住处，我借住在那里，打地铺睡在地板上。

　　最痛苦的时候，我时常想起父亲在一船货物被人哄抢一空的时候曾说过的一句话：“别人没有，你有嘛！”父亲泰然处之的淡泊心态影响了我，我慢慢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图谋东山再起。当然，我只能做老板，象我这种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业技术的人，除了做老板，打工没人要。

　　来深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做租房中介，收取佣金。现在深圳做这种中介的公司很多，而当时很少，除了一家国营的深圳国际房地产咨询公司做这项业务外，没有一家正规的中介公司。为了生意做得名正言顺，我在香港注册了一家立业(香港)房地厂开发公司，之所以在香港注册，是因为当时在国内不可能注册到这样的公司。虽然是在香港注册的，但公司实际的业务却是在深圳做租房中介，可算是深圳**家民营租房中介公司。

　　当时，深圳的房租挺高，100平米住房的月租约2800元，租的人还很多，我们生意火爆异常，公司十几个员工，忙得晕头转向。多的时候，公司一天能做十几单，租到房的客户欢天喜地，对我们千恩万谢。不用本金，我几乎是坐地收钱，佣金的收取和现在一样，以一个月的租金为标准。

　　到1992年春天，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公司有些员工知道租房中介的好处后，纷纷辞职，自己去做小老板，跟我抢生意。我开始炒起楼花。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一般炒一套楼花，能赚5000~10000元，罗湖的许多小区，我都炒过，最多的是东乐花园，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30套。一年后，我的资产达到六、七十万。

　　那时候，另一个构思在我心中形成：我准备在宝安找一块地皮，盖一个小区，名字就叫“温州小区”，专门卖给温州人。当时深圳还有一个政策，在深圳买房就能获得深圳户口，这对温州人应该有吸引力。为了测试构思的可行性，我回到了温州，在《温州日报》上登了个广告。没有想到，前来登记买房的人络绎不绝，有的甚至交出订金，我拒收订金时，他们就说：“我又不是你的亲戚朋友，到时候你房子好卖就会找借口不卖给我们了。”但后来，我的构思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了。

　　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1993年初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到处都在盖房，似乎只要盖了房，钱就来了。在得知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后，我们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当时正值开发大亚湾，有一个口号是：“你错过了深圳，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惠阳县一家房地产公司在看了我们一大堆买房资料之后，对我们非常看好，很多实力比我们大得多的房地厂公司他们都置之不理，坚决要和我们合作，他们出地，我们建房，利润三七分成。我们计划在今天的惠阳市**的斜对面盖一个26层的大楼，叫“温州大厦”，仍准备卖给温州人。没想到，我们刚打了地基，6月份，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到9月份，银根紧缩，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我们的“温州大厦”最终成了个烂尾楼。

　　尽管我的钱又赔个尽光，但我还不死心，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一个新机会：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五六万，而在惠阳，基本上不存在炒作，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谁知，车子还没落地，就被没收了。当时我在深圳，得到一个通知，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我的愤怒无以复加：车子没有落地，如果不行，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向我索取10万元钱？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至今我回想起这事，心都在滴血，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当时我真是想不通：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记者按：记者注意到，林立人在说到这一段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长久说不出话来。)小小传呼机救了我的命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必须想办法充电。1998年我来到北大，开始旁听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并在1999年正式读了EMBA。

　　1994年，我没做成什么事。到1995年，我连1000元也拿不出来了，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尽管如此，当我在报上看到深圳在招义工时，我还是报名参加了，至今，我已是在深圳做了10年的五星义工。做义工可以使我心安，对是一种精神补偿。具体到1995年我个人的处境来说，我太需要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今天很大，已辐射到旁边几个楼，1995年还比较校一天，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寻呼机，很便宜，然后，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寻呼机转让。没想到，不到1小时，就有人来买，我赚到了几十块钱。有了这个尝试之后，我就花了200元，在报上登了个分类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了300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我再次到统建楼那个柜台拿货，这样，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由于我经常向同一个柜台要货，就可以比一般的买主拿到更便宜的货。慢慢的，我和这个柜台的主人赵女士成了朋友。

　　不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我琢磨，要想发财，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同时，必须找到技术人员，懂得改频。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台湾商人，专门在日本收购二手寻呼机，更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几个懂得改频技术的工程师。有了这两大资源，我不再做零售了，改做批发。我向那个台湾商人购买二手机，再请那几个工程师给我改频，然后，将改装好的寻呼机批发给零售商。我的朋友赵女士，本来是我的供货商，现在成了我的销售商了。

　　改频寻呼机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当时，一个没有改频的二手寻呼机，只要20元就能买到，改频之后，可以在中国使用，每台价格上涨十几倍。以一种卡片机为例，这种机形很象卡片，很薄，外观漂亮，很畅销，我们进货时每台20元，变频后卖给供货商，每台300元，赚15倍。就这样，许多零售商还追着我抢着要货。由于我货源充足，可以源源不断的供货，到1997年，我的事业达到一个顶峰，好歹也算是个千万富翁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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