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1999，改变一生的一年

&nbsp1999 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将被载入史册：克林顿性丑闻案件审判、日美汽车企业合并、叶利钦辞职、中国完成加入WTO谈判……不过，对于邓中翰而言，这一年只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只被一件事情折磨——回国，还是不回？实际上，答案在很早以前就是清晰的，他也明白地听到过某种召唤，但是真正到了抉择的时刻，他举棋不定。

邓中翰有做选择的条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和物理学硕士学位，有在Sun和IBM 的工作经验。毕业不到两年，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创业家。他从英特尔创始人之一David Daw那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担任首任董事长。他的公司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

关键在于，邓中翰才刚刚满30岁。一个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抱负倒真是咄咄怪事。而保持优秀已经成了邓中翰的一种习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是大队长和学校的升旗手，一个孩子王和三好生的混合体。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朦胧诗、摇滚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些时代事件全都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象，但是全都不深刻。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故事，还有叶剑英的那句诗“攻城不怕坚”。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4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以疯狂节奏度过的。后来，他承认说，他是个“有科学家情结”的人，并且相信“技术救国”。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他是个“科学怪人”，那你就错了。从1992年开始，他在伯克利度过了5年时光，见识过大学裸体运动和篮球狂热，价值观已经增加了自由和活跃的因子。1995年，他以博士身份在Sun 工作，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并且亲身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产业革命时代。这一年，硅谷的所有话题都围绕着CPU、互联网和摩尔定律，网景、雅虎和思科等新技术公司先后上市，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成为《时代》杂志的1995年度人物。

这不但是时代的转折，也是邓中翰个人的转折。“30年代的美国梦指的是创造财富，但硅谷人的美国梦是指能够用一个技术来改变这个产业，改变这个工业，甚至于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上市，获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扩张、收购等等。我已经实现了改变生活的美国梦，但是我需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改变周边，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一个世界。”

在硅谷，邓中翰认识了一个叫做李彦宏的朋友。在邓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闷骚的年轻人”。当邓中翰在琢磨创业的时候，李彦宏埋头写了一本叫做《硅谷商战》的书。2009年8月，李彦宏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引用了一本讲述母校北大历史的书《精神的魅力》里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的操守和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的魅力值。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魂灵。”他还说：“这些话指导我做人生的选择，做我自己的思考，去选择最适合我做的事情，去选择真正能够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改变、产生影响的一条人生道路。以技术之忧，复兴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共识和使命。”

&nbsp1999 年，以他们二人的资历，显然还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不过，工程师的天赋加上硅谷美国梦，这的确是一代留学生的精神基因。他们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作为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赴美留学，是新一代的科学人。他们渴望成功，但是不再渴望成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相信，以自己的智慧、技术和力量自可以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企业只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他们希望创办自己的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让市场成为检验成功的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来改变世界。一旦成功，他们即是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

可能是怀着一种高于个人事业心的使命感，或者说家国情怀，如果有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在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机会很快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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