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2009年，未完成的梦想

&nbsp2009年夏天，邓中翰已经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回忆起来，在自己尚未如此成功的时候，已经使用了一些商业技巧，为自己回国以后的事业做准备。

当时，邓中翰最大的顾虑就在于是否能够得到公司的控制权和政府领导的信任。曾经有位政府领导打电话找邓中翰没找着，就说，“怎么能把国家的钱给这么不可靠都找不着的人”。还有一位领导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生意做不好赔光了都没事，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千万不要犯错误。”

面对阻力，他试图通过一次谈判和一篇报告解决问题。1999年4月，他在递送李岚清的一份报告中附了一篇题为《中国21世纪的高科技产业——从硅谷的成功看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文章。现在看来，这对于邓中翰来说是一篇青春无悔的文献——文章中屡屡出现“世纪交替，风云际会”、“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与繁荣富强”、“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等等措辞。这简直不像是个留美学生的手笔。不过邓中翰感慨又得意，他在采访中6次提到这篇文章，说：“当时很好玩，眼光也很深，就怕领导不让我用硅谷公司的模式来做芯片，写这文章就是为了试探，向领导证实我的方向。”

文章发表不久，邓中翰和政府官员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他被确认担任未来公司的董事长。

对于另外回国创业的24人，获得政府的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步骤。黄劲在1999年回国之前刚刚在美国结婚买房，并且在硅谷注册了自己的半导体公司。1999 年10月2日，观礼的第二天，她参加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举行的欢迎晚宴。韦钰问，你们这些人谁是有意做教育的。黄劲说，“就是这个问题促使我后来不仅转换了地域，并且转换了行业。”她在硅谷创办的安博集团回国转做教育相关软件开发，并且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笔基金支持。

回国初期，邓中翰、李彦宏、黄劲、马延辉，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类似骷髅会的秘密组织。他们都是单身在北京创业，都是同龄人，都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也都有理想主义的创业激情，也都面临相似的水土不服的问题。他们定期在硅谷或者北京的咖啡店里聚会，有时候互相诉苦，有时候彼此介绍商业伙伴，有时候，甚至在对方捉襟见肘的时候借一些钱救急。

这四个人里，黄劲的性格和男人一样开朗坚强，她爱穿男式的衬衫和休闲裤，什么都不怕的样子（马延辉唯一一次见到她哭还是她结婚的时候）。李彦宏和马延辉一样性格内向，不多言语，但是韧性强。马延辉还记得，当初李彦宏在北京友谊宾馆租办公室的时候，几次资金困难，差点挺不住收拾包袱回美国，不过最后都扛住了。邓中翰被认为是四个人中最擅长交际，性格最有感染力的一个。他现在回忆创业的难处，无论是仓库办公还是资金短缺时拿个人资产抵押，全都轻描淡写或者付诸笑谈。

不过，世俗的成功与否标准对他们也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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