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内容出版与发行权放开之后，原本认为可以大干一场的仁爱教育又陷入一场胶着的战斗

开学前四天，安徽五市临时换下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下称“仁爱教育”）教材，不仅让学生老师有点纳闷，也让仁爱教育所长赵勇有些不知所措。已运送到安徽省26个县区仁爱教育专用仓库的110万册教材又该如何处理？

以贵州省教材市场的收益为参照（卖100万教辅书，可获利50万元），仁爱教育此次在安徽五市的损失也就55万元，这个数字对于赵勇来说算不上太大的损失，“但这样的市场环境，还是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打击。”

2001年，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其中一项就是向全国所有出版单位、个人、团体开放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权。同年，国务院也提出要改革“单一渠道”发行体制，引入新华书店以外的发行机构参与教材的发行，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发行要面向全国招标。

但要真正打破坚冰并不容易，教材内容出版与发行权放开之后，更牵扯到大蛋糕的重新分配。

对于是否会以法律途径处理此次安徽“教材门”事件，赵勇并没有回答，但打官司几乎成为赵勇一路走来的“重要标签”之一。“如果这些年我不打官司，企业根本就没法活。”赵勇说。

投入千万研发教材

2001年之前，我国中小学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出版。当时，由于物流不发达，长途运输很难保证每个学生在开学前拿到教材，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把教材制成胶片，分发到各地出版单位，由当地负责印刷和供货。各地出版单位须将教材总价的3％至4％，作为“租型费”上缴给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颁布施行，教材内容出版被放开，全国所有的出版单位、个人、团体都可以参与中小学教材的编写。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的利润每年至少有300亿元。各家出版社和民营企业自然都跃跃欲试。

此时，已在教材市场打拼近10年的赵勇同样看到了希望。当年，他拿着3000万元的存折找到教育部负责教材编写审定的官员，表示愿意把钱作为保证金存在教育部。并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愿意完全用自己的资金，组织专家，依据国家的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编写中小学教材。

按照规定，通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教材，即可出版投入使用。但如果最终没有通过审定，之前的投入也就打了水漂。

从1999年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开始，赵勇就将公司的主要业务放在专业从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工作上。与其他刚进入教材市场的出版社相比，赵勇虽具有优势，但多年来也投入了千万元在研发上。

但两次35个学科的教材编写申报后，只有化学(九年级)和地理(七、八年级)以及英语(七至九年级)三科通过。

但赵勇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了。

2005年，仁爱教育和全国其他82家出版社研发的数百种教材，拿到了教育部核发的“准入许可证”。通过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后，仁爱教育研发的初中英语教材直接进入山东等中小学教材市场流通，发行份额一度仅次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英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