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白的墙壁，一尘不染的地面，所有的门都关着，推开一扇门，往往里面还有一扇门，门口有专用摄像头和指纹识别器—即便进入到厂区的人，也只是有权限的人才能进入不同的门。有用几间玻璃隔开的透明生产车间，没有想象中的生产流水线，只有几台发着轰鸣的机器，每台机器旁站着一两个人（最多不超过四个），从头到脚穿着一次性防护服装。只有在分析化验部门和质量控制部门，才能看到更多的人。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世界上最大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企业—海普瑞2009年销售额为22亿元，就是在这个三层楼空间里，由为数不多的人制造的—李锂甚至能准确说出，到5月30日员工总共579人。

　　2002年，中央一位领导来视察时问李锂：设备是国外的，市场也是人家的，那凭什么是你们（脱颖而出）呢？李锂回答：能不能造出一个好的不锈钢锅是别人说了算的，但是能不能炒出高质量的菜，要靠工艺和技术，这个我们能说了算！

　　海普瑞产品所有的秘密就在这三层小楼中。要买到国际一流品牌的设备并不难。但是这些设备的初期设计，以及后期的安装、人员操作，不同的企业由于工艺技术不同差异很大。这些是产品质量系统最重要的部分，最终会导致产品品质的巨大差异。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生猪饲养国，有丰富的肝素资源。最初，所有的肝素提取和提纯技术都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由于中国生猪养殖和屠宰情况与欧美不同，中国猪小肠中残留物多且杂，用国外的技术工艺永远做不出高纯度、高质量的肝素产品。如果不是因为海普瑞上市带来的巨大影响，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肝素钠到底是什么。这种广泛运用于外科手术的抗血凝药物，尤其是血液透析的支撑性药物，长期以来几乎无人关注。

　　在26年创业史中，奠定海普瑞财富传奇基础的，正是李锂通过七八年努力找到了一条与国外工艺思路完全不同的、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素钠原料药提纯的核心工艺。

　　1984年，还在成都科技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上大三的李锂，就休学研究肝素钠。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废待兴，“那时候有一种氛围，我们这些学理工科的，都觉得要整出点技术、产品，中国才能发展。”李锂说。2009年4月28日上市硅宝科技的王跃林，是李锂大学同宿舍“睡在上铺的兄弟”。里尔化学的股东黄世伟，也是李锂大学同学。这两人和李锂一样，都是在“实验室里能整出点东西的人”。那时候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想法很单纯，就是怎么做技术、做产品，“我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

　　那时，李锂还指导一些个体户做肝素粗品，把肝素粗品卖给老外之后，自己能从中分得一半的钱。但李锂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人。

　　在最初的七八年时间里，李锂“除了碰壁还是碰壁”。在他的印象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太阳，没白没黑地呆在实验室。有一次，他回七楼的宿舍，走到五楼就不想走了，就希望有张床能躺下来。但第二天，他照常去了实验室。“因为年轻，总觉得第二天就能成功，”但是也有可能永远都找不到—这正是科学研究最残酷的地方，“就像兔子追月亮，总觉得月亮就在前面，但月亮可能是永远都不存在的。”

　　其实，李锂的第一份工作和肝素钠毫无关系。1987年，他到成都肉联厂下属的生化研究所工作，研究胆红素标准物质。1990年，成都肉联厂由于改制等原因，李停薪留职，又回头一边做肝素粗品，一边研究肝素提纯技术。“那时候买了多少设备，做出来的小样行，大规模就不行。”他说，“有时候某个地方的纯化要结晶，但是不知道可不可行，我的助手在旁边都睡着了，我也睡着了。但醒来突然发现有个新的晶种。有时候，这种发现会把你原来的逻辑全部推翻，来个180度大转弯，给你很大的启发。”

　　李锂最终完成肝素钠的提纯工艺，是在重庆通达时期。1992年，按照当时流行的项目承包制，李锂和重庆通达生物制品公司签订了肝素钠的技术承包合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是重庆通达的项目合作人，不是股东。后来国有股东的退出是因为国家政策要求国有股退出。”对于媒体有关“私吞重庆国有资产”的质疑，李锂底气十足地说，“我本人在历史上没有直接收购过非民营企业的一分钱股份。”(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