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空一盒纸包装的王老吉，任恺会习惯性将纸盒四角拉开、控干水分并且压扁，使其成为一个长方形纸片。纸盒底部清晰的蓝红色LOGO显示，这正是他的东家——全球最大的无菌复合纸包装提供商瑞典利乐公司（Tetra Pak）提供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以下简称利乐包）。

　　“这样做能为后面的拾荒者省点事。”任恺说。这个30岁的上海人并非狂热的环保人士，也不为NGO服务，他在利乐公司担任环保工程师。

　　任恺可能是全中国极少数能够左右废弃利乐包命运的人之一。由于全球饮料和牛奶行业广泛使用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中有70％左右由利乐生产，为减轻环保份子和舆论施加的压力，利乐在全球形成了促成废包循环利用而不仅是简单焚毁或填埋的惯例。现在，在中国推广这一做法可谓及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会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占全世界每年产生垃圾的30.6％，仅北京市每年的垃圾就可以形成一座占地36公顷、高40米的垃圾山。为了减轻城市公共垃圾处理系统的负担，任恺和他的同事们花费了6年时间，在中国建起了一条利乐包回收处理产业链。

　　现在，一些从各种途径（主要依赖于利乐的宣传）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拾荒者会在小区垃圾筒里将任恺手中的王老吉空盒和其他类似的包装一一挑出、压扁并聚集成堆；利乐包回收商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派车来将这些废包从拾荒者处拉走，积攒够数量后打包送去浙江富阳［0.41 0.00％］市的富伦造纸厂——这里是废弃利乐包的终点站。经过工厂的一系列处理，这些纸盒会被分解为它的原始状态：75％的优质纸浆＋20％塑料＋5％铝。富伦造纸厂将它们做成纸产品或当成材料出售——利乐包便实现了生命的再次循环。

　　2009年是利乐包回收处理体系效率最高的一年。这一年，全国已经有10几家企业在用回收的利乐包装制造再生纸、彩乐板和塑木。利乐在中国销售约270亿包，有4.2万吨利乐包被回收——这其中包括了其他公司生产的包装，比如瑞士的康美包（SIG Combibloc）、挪威的艾罗派克（ELopak）等。这一回收量是2004年的300多倍，回收率接近15％——与2008年的10％相比，前进了不到5个百分点。　

　　困难

　　在上海郊外的一个利乐包回收分拣中心，空气中弥漫着垃圾无法忽视的臭味。人们行走需要时不时避开发黑的污水，苍蝇是这里最常见的客人。

　　“如果天再热一点，味道会让人难以忍受。”任恺承认，但他对此早已习惯，轻松自如地在回收点中走动。任恺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他特意不戴口罩——因为分拣垃圾的工人们都不戴口罩，他不愿搞特殊而让人产生隔阂感。任回忆说，4年前加入利乐时，面试官一上来便问他能否适应长期出差和户外工作。他回答“只要不像海员一样一走半年就可以”。现在，他每月要在富伦造纸厂里呆上几天，剩下的时间则分给了散布在全国的回收商们。

　　“想了解利乐包的回收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回收商们呆在一起。”任恺说：“而且要给予他们尊重。”因此，他和同事的标准工作装束不是西装，而是运动鞋、双肩背包，自带一瓶矿泉水。

　　这个实验在中国完全是从零开始。利乐推动的利乐包回收处理体系遍布欧美，甚至在巴西都有成功实践，但任恺们从他们的国外同事处却无法得到太多借鉴。

　　“中国的情况太特殊了。”任恺解释说。关于包装回收，国际通行的模式是：由政府立法指导居民对垃圾分类；政府或有关组织向、卡夫这样的包装使用者统一收取包装处理费（费用分摊比例则由他们与包装生产企业如利乐协商）；政府或组织收取费用后对富伦造纸厂这样的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给予税收、补贴和政策的支持。但在中国，包装处理费、垃圾分类、补贴、法律基本缺位，利乐只能指望市场经济在这一标有“利乐制造”印记的产业链中充分发挥作用：废弃包装处理企业的产品畅销带来利润，然后由它使用价格杠杆撬动回收体系，把散落在民间的利乐包“吸”上来。

　　在中国的这条产业链里，任恺和同事们不但要负责挑选企业、代表利乐参与和资助利乐包处理的技术研发，还要为选中的企业提供管理指导和一些设备投入，帮助它们进入市场。任恺将自己定义为“项目经理”：不需要精通利乐包处理技术，但要能将所有与利乐包回收有关的人都组织起来。因此，利乐的环保工程师们都有外交家的特质：他们每天都要面对上至企业老板下到拾荒者等形形色色的合作者。任恺大学学的是造纸，在加入利乐前，他一直在中国这一最不环保行业中任职。造纸出身对推广业务有利，任恺一开始去和大大小小的造纸厂沟通，说利乐包可以回收用作造纸原料，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专业背景使他找到了和造纸厂厂长们最初的共同语言。

　　事实上，一开始，任恺在这个职位上所面临的困难不少源于利乐公司的特殊地位，外人对“利乐的环保工程师”常有风言风语。这家公司一直是环保份子和舆论的标靶：在全球饮料和牛奶行业广泛使用的无菌复合纸包装中占据了70％左右的市场份额；大量技术专利和市场份额为利乐带来了令人眼红的利润（在一包牛奶中稳赚其成本的10％至15％）；人们总指责它与全球日益棘手的生活垃圾处理问题有关。任恺代表利乐去推环保回收，动辄被贴上“伪善”的标签。即便是在公司内部，人们也有诸多疑惑：从2004年利乐在中国全面推广利乐包回收再循环以来，他们每年花出去的钱超过千万元（赞助技术开发和免费为回收商与纸厂提供一些设备）。不少人会置疑这种“纯花钱”又不讨好的部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花了6年时间，任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循环经济立法步伐迟缓。“但根据我们在欧美的经验，这一天迟早要来的。”在很多国家，利乐在都用自己的环保实验主动推进这类立法，这使得它从包装生产大户变成了环保积极份子，两者在舆论和产业链中的待遇可谓悬殊。“因此，现在多花点钱还是必要的。”任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