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回收处理体系面临挑战政府角色逐渐归位(3)

　　“利乐制造”商业链条中最大的回收商林道平在广东，2009年为利乐贡献了超过1600吨的回收量。林的回收网络几乎已经是利乐包回收商的完美状态——60％来自垃圾填埋场。在广州开拓回收资源时，任恺和同事坐着公交车在市区里转，他们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笃信贴在墙上、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于是他们便将“牛奶包可以回收”的信息用海报的方式贴到广州市的各个小区里去。事实证明，这一宣传方法相当有效，也为林道平带来了好的开始。

　　但是，以上这些都是完全靠价格说话的社会回收网络，任何一环在都有可能“撂摊子”，或者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而断裂。在这次会面中，范忠带任恺去看自己的一个固定回收点——那是南京玄武区一所小学负责牛奶房的一位女校工。她把学生喝完的利乐包集中收集起来，只有在周末学生不上课时范忠才能开车来收取。如果不幸碰上学校运动会或者老师加班开会，就必须延期。范忠告诉任恺，这个女校工下半年要辞工回家带孩子，这条线可能又要重新再建。

　　“目前，国内的回收源头非常乱。”任恺说。没有政府强力介入，他们只能扶持和依靠像林道平和范忠这样的人。这些民间回收大户在这一商业链条中成为利乐包回收的枢纽，他们连接着各个垃圾填埋厂、废纸收购点和蒙牛、伊利这样的利乐包装使用大户（从工厂中回收他们的废弃包装），并且也能通过自己的下家——那些更小一些的回收公司来面对成千上万的拾荒者、知道“利乐包”能卖钱的环卫工人和城市居民。

　　从范忠那里临走时，任恺从自己电脑里拷贝了一个文件给他，里面是厦门回收商在市内自己租地方设回收点的方案，他们用这一方法解决了车不能进城的难题。“你可以先不做，但要看看。”任恺对范忠说：“等我下次来，我们一起讨论你能不能自己在南京市内设点。”

　　政府的力量

　　2009年的一天，正在香港出差的任恺，接到了温于诚要求谈合作的电话。温来自上海环保宣教中心，正在为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在上海市区的各个小区开展环保宣传和服务。

　　在社区搞了几次宣传回收利乐包的活动后，任恺发现，温于诚与上海市的各个小区街道的管理者都很熟悉。过去，利乐在上海郊区的回收大户们遇到过和范忠一样的问题——车无法进入市区，在市内难以寻找回收源头。依靠温于诚和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的力量，任恺实现了自己在上海市中心建立多个利乐包回收“短驳点”的想法：它们大都设在较大的垃圾中转站或小区垃圾房里，每个短驳点配备有利乐提供的打包机，小区保洁员将利乐包收集起来，定时交给被上海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允许进入市区的回收大户们。来自政府的力量很轻松地帮助利乐解决了难题——上海地区回收大户的利乐包回收量从每月50吨猛增到了200吨。

　　这一模式之所以在上海可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上海市目前已经开始全面推行四色垃圾分类，尽管其管理办法极其复杂——不可回收垃圾由环卫所负责，有害垃圾归环保局，玻璃类有专门处理的厂家，可回收垃圾归小区保洁员自行处理。

　　利乐人对这个小小的利好消息非常敏感。事实上，这意味着在中国“循环经济”中一直缺席的政府正逐步归位。凭借利乐在海外的经验，政府也是改善中国毫无社会保障的拾荒者生活环境的重要力量。从1992年起，非盈利环保组织“塞普利（CEMPRE）”帮助巴西政府将拾荒者收编成为了类似合作社的法人组织——这等于是政府早将垃圾分拣产业化，并使拾荒者的地位合法化。在这个实验里，政府负责为合作社的垃圾分拣提供固定的地点或场所，“塞普利”、企业和其他NGO则为合作社提供核心设备——压缩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合作社管理下的拾荒者的月平均收入可以达到200美元，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水平的两倍。“而巴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很好的借鉴。”任恺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非需要全部照搬国外的经验。”任恺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在一次访问欧盟废弃物包装管理机构时，有欧盟官员告诫他们：“千万不要随便复制德国的回收模式。”一些东欧国家效仿德国，由企业和政府牵头建立了昂贵的回收体系，结果引发了一场正规军（政府企业支持的回收部门）和拾荒大军的资源争夺战，硬生生抢夺了后者的饭碗。

　　“不管怎样，上海已经是目前中国在垃圾分类方面行动得最早的城市之一。”任恺说，和温于诚的合作使得他们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说到底，这个链条最终的发展还是跟政府的推动密切相关。”

　　环保工程师们在这条打有“利乐制造”标记的产业链中担任了五花八门的角色：他们要做“循环经济倡导者”，代替政府向公众宣传和推动垃圾分类；为自己选中的再生产品制造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并且偶尔充当回收行业秩序的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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